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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应满足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层面，在满足前一层面后方进行后一层面的判断，所以，基于这种划分，复数犯罪人可仅就行为是否违法成立共同，而在有责性层面分别判断，即分别判断每个参与人犯何种罪以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张晓莹副处长认为，下放行政处罚权既可以直接授予行政处罚权，也可以是委托、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等多种方式。交由决定应以何种形式作出。

实际上，上述论者对于处罚权交由法律性质与实施路径的探讨，反映出新《行政处罚法》正式施行后，第24条第1款在规范适用上亟需解决的难题，如省、自治区、直辖市该作何理解。[53]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法 处罚权交由 行政授权 行政权能 级别管辖 。[18]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持有处罚权交由途径不具有开放性的观点。权限则系就客观之观点，指称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执行该特定行政任务之权利或义务之内容或标的。

[14]参见杨丹：《赋予乡镇政府行政处罚权的价值分析与法治路径》，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李洪雷教授在处罚法修订时便指出，执法权下移应由省级政府授权。[12]学界大多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国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迈进的重要转折点。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不断取得新成效。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这是继纲要实施五年后的阶段性节点，一方面是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新问题不断涌现，意见的出台对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指引性作用。本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目标，为法制政府过渡到法治政府打下了基础。同时，我国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发挥数字政府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功能 迈入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实现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方面彰显出了独特优势。[45]政府诚信建设关乎政府权威性和公信力问题，是政府实现依法行政、良好行政的基础。

2020年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节点，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寻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内涵式发展并提速转型升级的最优路径。此外，应急状态下对行政程序的要求必然也要有所放宽，更侧重简便、高效，但也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行动。[30]参见王学辉、邓华平：《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现代行政强调公开，并不断进行着增加透明度的行政民主化转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五）在法治轨道上形成化解行政争议的良方 当前正处于矛盾争议多发期，如何高效、有效化解争议已经成为法治政府建设发挥维稳和维权双重功效的基本需求。实践中，无论是一年计划、五年抑或十年规划，均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所进行的周期性布局，前进方向是确定、统一的，但法治政府建成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根据实践情况逐一攻克阶段性难题，实现阶段性目标，进而达至最终目标。如何平衡法治和应急的关系，法治可以在什么限度内收缩，公民权利克减的边界等问题，都是法治政府建设在实现全方位发展过程中必须补白的领域。

法治政府首先要做到职能科学，即政府权力运行要有边界意识，本质上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高效是行政的第一生命。

随着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政府管理活动内容和方式也在经济社会转型和老百姓期待中不断作出回应和调整。而法治，则要求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要求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事。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调了关键少数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八）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建设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法治内涵着防止权力用于谋求私利之目的。（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9年2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实践中，积极探索诉前调解、复议前调解，夯实复议和诉讼中与后调解，建, 立复议与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衔接机制，通过调解实现化解行政争议的灵活性和高效性，进而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目标，已经成为多地实现化解争议最多访一地的重要突破口。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法治政府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具体要求，结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百城评估的持续性观测，笔者认为，未来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口，应当以解决以下十大关系为根本依托。

[35]江必新、李春燕：《公众参与趋势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政府应当从客观上意识到，政府并非万能的，要多吸取民众的智慧，多协商。

通过量化评估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最靓丽的风景线。改革创新明确了法治建设的路径和方向，但更需要法治的引领和保障。

因此，要通过强化责任追究，倒逼依法行政，防止不当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14]陈金钊：《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法治政府建设的未来之路亟需站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飞跃和突破。全面建成法治政府，一个也都不能少。三、新征程：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理想构成 2020年已至，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关键节点。2003年3月，国务院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将依法行政正式确立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并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

依法执政强调执政党的所有活动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治官治权。

[18]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柔性执法方式，既能够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也符合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侵害原则。[36]行政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满足其合理预期的需要，亦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其积极优质地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

效能政府的打造需要不断挖掘政府权力运行的时空要素，重点突破，形成有益化学反应，这构成法治政府建设永葆生命力的源泉。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是整体、全面的，碎片化和差异化都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大局。

然而，基层政府是与老百姓接触最为密切的行政机关，是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提供政务服务的前沿阵地，是行政争议发生的集中地，这也造成了我国法治政府发展中关键部分成为薄弱环节的困境。实现结果的正义性是我们的追求，但通过看得见的正义提升结果的可接受度是最佳路径。（五）高权行政与柔性执法 现代国家以人为本，政府存在的逻辑需要行政机关能够持之以恒地为老百姓提供优质服务，这就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不断丰富、创新行政活动方式，实现从高权方式到高权与柔性执法相结合的行政模式。简而言之，互联网在政府提供优化服务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硬件支撑，从决策到监管再到争议化解，互联网+政务的数字政府模式构建，应该是未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新的着力点，这也是实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转型、升级、优化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国务院多个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均强调要不断探索柔性执法方式，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的普遍适用也充分反映出柔性执法的强大生命力。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关涉法治建设，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目标，并强调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推进。

因此，程序公正的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的起码要求，是现代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这是提升政府决定质量，并增强执行力和效能性的必由之路。

同时，鉴于行政法治体系分为常态和应急两种模式，应急状态下行政法治原则如何兼顾效率和法治，提升应急治理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也是总则必须涉及的内容。其中，党政一把手能否切实践行是关键。